读笔：中国的经济波动与宏观管理
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
张军，“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些发现及其解释”，《世界经济文汇》，2002 年第 1 期：18-31+17；
原文链接：cnki
上世纪九十年来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持续且显著的下降了，作者认为这不是一种短期的波动，相反，这是一种长期因素的作用下的经济增长减速。
作者发现，改革开放显著了改变了计划经济下资本过度累计的模式，使得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呗资本所利用，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1994年以来，资本产出比率从之前的下降趋势转移向了上升趋势，更进一步，经验增长率和资本产出比也是一个负相关关系。
为了证明这个理论，作者用经典理论模型分析了资本产出比和产出增速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国技术的选择出现了资本深化（资本替代劳动）的选择，表现为资本产出比提高，劳动边际产出下降，减慢了增长速度。作者还分部门计算量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率和产出，结果表明过快增长的的资本劳动比率确实导致了投资收益率的下降，这些无效资本的形成会导致资源分配失灵，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Decentral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Feltenstein, Andrew, and Shigeru Iwata. “Decentral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Regional autonomy has its cos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6.2 (2005): 481-501;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4387804001191
分权可能提高经济效率，但是也可能让政策的实施变得更加困难，在中国，经济分权可能带来了经济上的高增长，财政分权则可能带来了高的通胀和经济分权成功的条件。
为了证实作者的观点，作者研究了1952-1996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NP，价格指数，以及分权指标：行政分权，财政分权（用地方政府预算外收支的规模来衡量）和经济分权（指的是经济从国有企鹅向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转移，用非国有企业的产出，收入，税收的相对规模来衡量），并且使用了一个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研究经济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经济分权确实对产出增长有很大的帮助，然而，与此同时，财政分权使得政府免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带来的财政问题和货币问题，控制了中国的低通胀率。
How will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
Kuijs, Louis. “How will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 The World Bank, 2006.
原文链接：worldbank
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世界经济中，中国属于资本接收还是使用者的位置，为此，作者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储蓄投资水平，首先，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资本投入的贡献占据了绝大比例，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资本密集度提高。然而，FDI在中国投资中的占比很低，中国大部分投资来源是国内储蓄，实际上，即使投资占GDP比重不断提升，然而储蓄率的提升速度甚至更高，中国经常账户相对比率甚至有很大提升。
实际上，中国储蓄率远超世界平均接近10%，首先是人口转型时期的人口结构导致了家庭高储蓄率，其次是企业的低派息（尤其是国有企业无需向最大股东国家派息）高再投资，最后是政府部门的低消费和高向企业转移。作者还采用了跨国数据去分析中国未来的储蓄率变化，包括人口年龄结构，GNP，信贷比率，以及教育卫生的支出等，作者根据这些结果，预测了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模式在2025年之前只会有少幅度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