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笔：分权、地方竞争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
“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经济学（季刊）》，2007年10月（第 7卷第1期）：21-52；
原文链接：cnki
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阶段，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有计划管理权力与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上的争论，且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权力。这与苏联不同，同时的中央政府也维持了政治集中和奖惩地方官员能力，这导致了激励效应的顺利实施。改革开放时期后，中央和地方关系从“承包”转向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自求平衡的协议关系，这更在边际上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收益。然而，这些改革（分权和分税制）也导致了不同省份间财政收入差距扩大，政府的预算约束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的支出结构。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
范子英，张军，“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管理世界》，2009 年第 7 期：15-25+187；
原文链接：cnki
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标尺竞争激励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然而也造成了资本流动，地区差异增大，政府投入结构（生产性投入和公共品）失衡等效率上的问题。作者分析了各个省的经济效率，发现各省的经济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能够从总体上提高经济效率。实际上，经济开放能够部分抵消政府在经济中的作为，随着经济进一步开发，分税制改革则抵消了一部分财政分权的正面作用，政府可能反而从“援助之手”滑向“攫取之手”。
县际竞争的其他效应
张五常，2009，《中国的经济制度》，第九章：县际竞争的其它效应，中信出版社；
在中国，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不同县对上级经济政策的执行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各个地方更愿意考虑政策实施实际上是否有助于自己的竞争，如果上级要强制推行有损地区利益的政策，来自大量县级的投诉可能会导致政策终止。
县的这种竞争导致了中国工业类聚的集中发展非常显著，同时加速了国企私有化进程（通过地产价格），减少了贪腐。随着农地转作工商业用途的边际价值会下降至均衡点，县级竞争也会逐渐转移向其他尺度的竞争。
“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朱镕基可能是对的”
张军，“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朱镕基可能是对的”，《比较》2013 年第63辑首篇
原文链接：https://magazine.caixin.com/2012/cs_63/
在1990年来的20余年里，中国经历了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省份实现着经济结构的升级，制造业占比上升，导致了劳动报酬在GDP中比重下降，此阶段的高储蓄率推进了有效的资本形成，促进了快速发展缩小经济差距。
同样，分税制改革前中国地方政府过度分权，导致了过度追求地方主义目标，竞争激励加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结构性失衡。分税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解决了中央地方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开始更多承担“招商者”的角色，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Xu, Chenggan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 (2011): 1076-1151.
原文链接：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jel.49.4.1076
作者认为，中国长期的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RDA)制度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其核心在于政治中央核心化和区域经济分散化，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有直接指派任命权力，因此可以绩效考核等激励地方官员配合中央政策工具，但地方官员对区域经济有很大的自主掌控权。
这套制度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地方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很好的解决了激励不相容的问题。然而，去中心化也会带来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增长，结构失衡，中央政府如何把握这个去中心化的实际cost，如何解决各个地区之间强烈的外部性溢出（特别是当改革政策施行的时候）都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