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笔：邓后时代的经济改革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Murphy, Kevin M.,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92
Murphy, K.M., Shleifer, A., & Vishny, R.W. (1992).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
原文链接：https://scholar.harvard.edu
1988年苏联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但仅仅三年后，全国经济便濒临彻底崩溃。作者提出，部分市场化的改革会导致投入从国有部门转移向私人部门，这会破坏整个经济的协调和计划分配。
作者构建了一个基本的单要素两部门模型，由国有部门统一生产的要素（木材）在houses和boxcars两个部门间分配，改革使得houses变为私营。但由于木材的供给仍处于计划经济，这直接导致了木材影子价格的提升，houses购买更多木材扩张，而boxcars收缩，这可能导致资源从高价值生产部门转移向了低价值的生产部门，进而导致社会福利损失。
更进一步的分析，如果国家在两个部门间实行配给，更倾向于配给木材给boxcars（比如让boxcars能以额定价先获取自己需要的木材），对总福利的影响则不相同。实际上，如果国家能做到有效的分配，以低价向重要的boxcars部门优先供应，而以均衡价格出售给私人的houses部门，社会总福利反而会提升。然而相反的是，如果配额未被严格执行，最有效率的木材生产商反而约愿意向houses出售木材以攫取利润，这导致社会福利的严重下降，甚至会导致私营部门的进入跟集中在资源稀缺的重要产业。
这也揭示了为什么中国改革成果而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中国政府在部分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严格遵循了上述有效配给的过程，阻止了配给在部门间的过度转移。
Qian, Yingyi, and Cheng-Gang Xu, 1993
Qian, Y., & Xu, C. (1993).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 135-170.
本文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1978年后的十多年间高速增长的原因，苏联和东欧的组织结构都是专业化且单一的“U”型，而中国则是基于区域的“M”型，这也导致了改革后增长的差异，具体的，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分析。
- U型经济能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调度稀缺资源于集中目标，利用规模经济。但尽管如此，M型经济的小规模生产供应却更加可靠，并且能在互相竞争中促进先进技术扩散和工人效率的学习提升
- 分散的地方政府有着比中央政府更好的信息，尽管地方间协调可能低效，但在中国，不同地区间的经济活动联系并不强，M型效率更高
- M型经济在应对冲击时能通过互相学习维稳，并在竞争中让激励更有效（地方政府“锦标赛”）
基于上述分析，M型组织结构给了中国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就业，地方政府有动力建立和发展非国有企业。此外，中国改革策略允许在不同地区进行实验，这有助于发现有效的改革措施并推广至全国。
实际上，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表明，国有部门的快速和大规模的非国有化可能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过程。而中国的M型组织结构促进了非国有部门的快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国有部门改革的迫切性。作者认为，中国的改革经验说明通过发展非国有部门而不是大规模快速私有化，可能是实现经济转型的一个较为平稳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