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Grouped) Network Autoregression Model (2)
上一篇Note【(Grouped) Network Autoregression Model (1)】学习了GNAR模型的基本设定和参数估计方法,这一篇Note将补充部分内容,并且介绍作者自己一些测试和不成熟想法,可能存在错误!!
Note:(Grouped) Network Autoregression Model (1)
传统的空间计量模型依赖于空间之间的相关性(例如计算Moran's I),其核心依旧在于外生冲击X对Y的影响(增加了空间扩散效应),也就是说,在传统的面板数据的
国际经济学专题2: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Market Size on Innovation
本专栏是笔者2025年春季学习国际经济学专题课程的一些笔记,由于笔者并未学过一些前置知识(或者学的很差),内容存在很多繁琐累赘之处,同时可能存在错误或片面理解,请见谅
这篇blog的内容来源于: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Matthieu Lequien, Marc J. Melitz;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Market Size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Expor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4; 106 (3): 608–626.
链接:MIT Press
本blog中所有图片均来源于论文原图
国际经济学专题1:From DFS(1977) to EK(2002)
本专栏是笔者2025年春季学习国际经济学专题课程的一些笔记,由于笔者并未学过一些前置知识(或者学的很差),内容存在很多繁琐累赘之处,同时可能存在错误或片面理解,请见谅
李嘉图模型是最简单的贸易理论模型之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贸易模式取决于比较优势。
读笔:中国的工资、就业与收入分配
The evolving pattern of the wage-labor productivity nexus in China
Jun Zhang and Xiaofeng Liu, “The evolving pattern of the wage-labor productivity nexu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firm-level data.” Economic Systems, 37(2013): 354-368;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39362513000514
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应该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可以根据生产函数推证),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造业人均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工资增长速度,劳动力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普遍观点是经济正处于转型和快速发展阶段,人们对工资的关注和劳动力市场的成熟程度均不够。
读笔: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经济
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Brandt, Loren, Johannes Van Biesebroeck, Luhang Wang, and Yifan Zhang. “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9 (2017): 2784-2820.
原文链接: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20121266
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和外部投资准入的放款。然而,本文认为这些国际开放改革对本土企业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读笔:中国的国民收入及其统计核算体系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许宪春(编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于1985年建立了国家和省两级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并在此后将方法从生产法拓展到支出法,并直接利用原始资料核算,同时也进行季度核算。自三次产业划分(1985)提出后,由于长期重视物质产品生产,在第三产业非物质服务活动上的统计资料存在缺失,最终在1993-1995年的三次产业普查中,根据新资料对过去1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了调整。
读笔:分权、地方竞争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
“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经济学(季刊)》,2007年10月(第 7卷第1期):21-52;
原文链接:cnki
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阶段,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有计划管理权力与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上的争论,且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权力。这与苏联不同,同时的中央政府也维持了政治集中和奖惩地方官员能力,这导致了激励效应的顺利实施。改革开放时期后,中央和地方关系从“承包”转向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自求平衡的协议关系,这更在边际上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收益。然而,这些改革(分权和分税制)也导致了不同省份间财政收入差距扩大,政府的预算约束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的支出结构。